1978 年冬，安徽鳳陽小崗村的 18 戶農民在茅草屋里按下紅手印，一份 “坐牢割頭也甘心” 的生死契約，竟成了改變中國命運的 “第一聲驚雷”；同年 12 月，北京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，三天時間便將中國從 “以階級斗爭為綱” 拉向 “以經濟建設為中心” 的軌道。這兩個看似遙遠的事件，實則共同標注了改革開放的歷史坐標它既是一份份具體的政策、一個個鮮活的故事，更是中華民族從困頓走向騰飛的時代轉折點。

1978年12月的 “歷史拐點”

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，這場為期五天的會議，是改革開放的開始。此時的中國，正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：1978年國內生產總值僅3679億元，占世界經濟比重不足2%；按2010年標準，農村貧困人口達7.7億人，貧困發(fā)生率高達97.5%；城鄉(xiāng)居民恩格爾系數(shù)分別為57.5%和 67.7%，意味著老百姓大半收入都要花在 “吃飯” 上。

會議的核心決策，徹底扭轉了中國的發(fā)展方向：確立 “解放思想、實事求是” 的思想路線，將全黨工作重心從 “以階級斗爭為綱” 轉移到 “以經濟建設為中心”。這一轉變并非偶然，此前五個月，《光明日報》以特約評論員名義發(fā)表《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》，引發(fā)全國范圍的真理標準大討論，沖破了 “兩個凡是” 的思想束縛。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，更是明確 “一切從實際出發(fā)”，為這場 “歷史拐點” 的會議筑牢了思想根基。

內外交困下的 “破局之路”

改革開放的啟動，是中國在 “內外壓力” 下的必然選擇，從三個維度可看清這場變革的緊迫性。

國內：計劃經濟的 “窮局”?“文化大革命” 留下的創(chuàng)傷觸目驚心。1976年鋼產量僅2046萬噸，1978年人均鋼產量僅66.5公斤，遠低于美國的 264 公斤；農村更是陷入絕境，安徽小崗村彼時是有名的 “三靠村”吃糧靠返銷、用錢靠救濟、生產靠貸款，農民人均年收入僅22元，人均口糧不足 50 公斤，“自留地里使勁干，集體田里養(yǎng)精神” 成了普遍現(xiàn)象，計劃經濟的僵化讓農村生產力瀕臨崩潰。

國際：全球化浪潮的 “倒逼”?20世紀70年代末，世界格局悄然變化：蘇聯(lián)與阿富汗簽署合作條約，冷戰(zhàn)緊張局勢加劇，中國需緩和中美關系以制衡威脅；與此同時，世界經濟快速發(fā)展，科技革命浪潮席卷，亞洲 “四小龍” 崛起。1978 年鄧小平出訪日本，參觀新日鐵、松下電器時感慨：“不改革不行，否則現(xiàn)代化事業(yè)會被葬送”國際差距的沖擊，成了改革開放的 “外部推力”。

思想：真理標準的 “破冰”?1977 年 “兩個凡是” 的提出，讓中國陷入思想停滯。直到 1978 年 5 月，真理標準大討論展開，這場 “第二次延安整風” 明確：社會主義建設不能照搬經典，也不能模仿蘇聯(lián)模式。正如鄧小平所言，“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”，思想的解放，為改革開放打開了第一扇門。

從農村到城市的 “破冰實踐”

改革開放的初期實踐，是 “從泥土里長出來” 的創(chuàng)新，農村的家庭聯(lián)產承包責任制與城市的經濟特區(qū)，一南一北，共同奏響了 “破冰曲”。

小崗村的 “生死契約”：農村改革的第一聲雷?1978 年冬，小崗村 18 戶農民在嚴立華家秘密聚會，在一張皺巴巴的紙上寫下契約：“分田到戶，每戶保證完成上繳和公糧，如不成，干部坐牢割頭也甘心，社員養(yǎng)活我們的小孩到十八歲?！?這份 “托孤式” 契約，是農民對饑餓的反抗，更是對改革的渴望。

奇跡很快發(fā)生：1979年，小崗村糧食產量從3萬斤躍升至12萬斤，人均收入從 22 元漲到 300 多元。安徽省委書記萬里視察時拍板 “批準你們試5年”，鄧小平更是肯定 “包產到戶是農民發(fā)明的，效果很好”。1982年，中央首個 “一號文件” 明確 “包產到戶是社會主義生產責任制”，農村改革從此從 “地下” 走向 “地上”。

深圳的 “開山炮”：對外開放的試驗田?1979年4月，廣東省委提出 “辦對外加工貿易區(qū)”，鄧小平一句 “可以劃出一塊地方，就叫特區(qū)”，讓深圳成了改革開放的 “前沿陣地”。1979年7月，蛇口工業(yè)區(qū)炸響 “開山第一炮”，拉開了建設序幕，這里率先搞 “四分錢獎金制”，打破 “大鍋飯”；率先實行招聘制，砸掉 “鐵飯碗”；甚至探索 “土地有償使用”，突破計劃經濟的束縛。

1980 年《廣東省經濟特區(qū)條例》出臺，給足優(yōu)惠：外資設廠免征進口稅，企業(yè)所得稅僅15%，利潤可自由匯出。政策紅利下，深圳從邊陲小鎮(zhèn)崛起：1980 年GDP僅2.7億元，2022 年達 3.2 萬億元，增長超 1.2 萬倍，成了 “中國速度” 的代名詞。

從中國崛起到全球貢獻

改革開放不僅改變了中國，更重塑了全球格局，其時代意義體現(xiàn)在 “內外雙重突破”。

國內：從 “貧困大國” 到 “世界第二”?1978年至2023年，中國GDP從3679億元突破126萬億元，年均增長超9%；城鄉(xiāng)居民恩格爾系數(shù)降至 30% 左右，從 “吃飽” 到 “吃好”；減貧超 8 億人，占同期全球減貧人口的 70% 以上，提前十年完成聯(lián)合國減貧目標。中國從 “制造業(yè)小國” 變成 “世界工廠”，200 多種工業(yè)品產量居世界第一，實現(xiàn)了從 “封閉半封閉” 到 “全方位開放” 的跨越。

1992 年鄧小平南方談話更是注入新活力，“發(fā)展才是硬道理”“三個有利于” 標準，徹底解開了思想束縛，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立，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核心突破。

全球：從 “融入者” 到 “貢獻者”?中國的開放，是 “共贏” 的開放：2001-2017 年，中國貨物貿易進口額年均增長 13.5%，高出全球平均水平 6.9個百分點；自2009年起，中國一直是最不發(fā)達國家第一大出口市場，吸收其五分之一出口。“一帶一路” 倡議更成了全球合作平臺，截至2022年，與149個國家、32個國際組織簽署合作文件，累計投資超 1.4 萬億美元，創(chuàng)造 42 萬個就業(yè)崗位。

中國還提供了 “新發(fā)展模式”：既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，又吸收市場經濟優(yōu)勢，為發(fā)展中國家探索 “非西方現(xiàn)代化道路” 提供了參考，這是中國對人類文明的重要貢獻。

既是具體事件，更是時代轉折

改革開放在于它的 “雙重屬性”：既是一個個具體的政策與故事，更是中國發(fā)展的 “時代分水嶺”。

從 “具體事件” 看，它始于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決策，靠小崗村的紅手印、蛇口的開山炮落地，用 “一號文件”“特區(qū)條例” 固化，每一步都是可觸摸的實踐。從 “時代轉折” 看，它讓中國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，從封閉轉向開放，開創(chuàng)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，讓中華民族迎來 “從站起來、富起來到強起來” 的飛躍。

正如書記所言，“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”。40多年后，小崗村的紅手印仍在見證變遷，深圳的摩天大樓依舊書寫傳奇。這場變革早已超越了時間，成了中國發(fā)展的 “永恒坐標” 它告訴我們：唯有解放思想、實事求是，在歷史邏輯中前進、在時代潮流中發(fā)展，才能走出屬于自己的強國之路。站在新起點，改革開放永不停歇，中國式現(xiàn)代化的道路，必將越走越寬廣。